许余洁（联和金融数字经济研究所 学术所长、首席经济学家）
近日，2025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大会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为主题，致力在全球数字经济制度型开放和多双边合作中发挥更加重大且实际的作用。当前，全球城市集体迈向数字化转型的十字路口，我国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在内的很多大城市正致力于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这一宏大愿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当数字城市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比如“数字中国”战略，其定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不再仅仅是技术应用或产业发展，而是承载着提升国家竞争力和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使命。当前，我国数字城市的发展已然超越了技术应用的初级阶段，进入了对其根本目的、服务对象和决策机制进行深度反思的价值重塑期。当数字城市的核心目标从商业利益转向公共价值时，过去那种以技术为中心的建设模式便难以为继，技术应用的社会影响、数据治理的伦理边界、公共服务的普惠性等问题，被推到了舞台中央。
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正确处理两对核心关系，这构成了数字城市实现价值回归的基石。第一，价值与技术的关系，即目标与手段的关系。长期以来，许多数字城市项目陷入了“技术崇拜”的误区，表现为“为了技术而技术”，将部署了多少传感器、搭建了多大的数据平台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这种做法忽视了技术的终极价值——解决城市问题、提升市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我们必须首先清晰地回答“城市需要何种智慧？”这一价值层面的问题，才能科学地决定“我们应该使用何种技术”。技术是实现智慧的“手段”，绝非“目标”本身。第二，技术与人、组织的关系。数字城市并非技术的简单堆砌，而是一个涉及组织变革、流程再造和人的能力提升的复杂社会技术系统。一项新技术能否成功落地，关键在于它能否与现有的政府组织架构、业务流程以及市民的使用习惯有效融合。例如，“一网通办”的成功，其背后不仅是强大的技术平台，更是政府跨部门数据协同、业务流程简化和公务员数字素养全面提升的综合结果。忽视人的因素和组织变革，再先进的技术也只能是悬浮于现实之上的“空中楼阁”。
要处理好数字城市发展日益凸显的新矛盾以及上述两对核心关系，必须首先解决数据的价值归属、价值分配和价值实现问题。以数据要素价值化管理统领数字城市发展全局，正是将建设导向从技术驱动转向价值驱动的破题之策。
数据价值的释放需要经历三个核心阶段。一是数据资源化。这是价值化的起点，旨在解决“有什么可用数据”的问题。当前普遍存在原始数据多、价值数据少；孤立数据多、融合数据少；通用数据多、场景数据少的“三多三少”困境，必须加强高质量数据的采集、清洗、标注与整合，将原始数据转化为可用的数据资源。二是数据资产化。这是价值化的关键，旨在解决“数据是谁的、值多少钱”的问题，核心在于建立清晰的数据产权制度并构建科学的定价机制和高效的交易流通市场。只有当数据成为可以明确归属、可以估值交易的资产时，其价值潜力才能被真正激活。三是数据资本化。这是价值化的终点，旨在解决“数据如何创造更大经济价值”的问题。通过数据信托、数据资产证券化、数据质押融资等金融创新，数据将不再仅仅是生产资料，而是能够直接参与价值创造和分配的资本形态，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大动能。
基于此，城市在推进智慧化建设时，应将数据要素价值化管理作为顶层战略，并从以下路径着手：一是构建清晰的数据产权与高效的流通体系。政府应加快相关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并大力支持数据交易所的建设，在保障国家安全、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通过技术与制度创新，破解数据“不愿流、不敢流、不会流”的难题；二是探索公平的数据收益分配模式。数据价值由多方共同创造，其收益也应由多方共享。必须建立兼顾国家、数据处理者（企业）、个人信息主体等多方利益的分配机制，确保数据价值的共创共享，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各方参与数据供给和价值创造的积极性；三是建立以场景为牵引的数据价值释放机制。数据的价值终究要在应用中体现。城市管理者应主动开放交通、医疗、环保、应急等关键领域的应用场景，以真实的社会需求和产业痛点为牵引，引导社会力量进行靶向数据开发和创新应用，实现数据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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